把“穷人的印刷厂”转化为联系群众的具体制度

　　【CPP114】讯：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如果执政者疏于观察和调节，就必然得到两个结果：财富过分聚集就严重地压制了社会，而风险过分聚集就带来了社会动荡。
　　
　　聆听胡锦涛总书记的“七一”讲话，一定会为历史的穿透力量所震撼。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其历史的和时代的特征以及立于不败之地的深厚支撑，都在于一切为了人民。所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
　　
　　我们清醒看到，脱离群众的情形在基层已经比较长久和广泛，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听不到、听不进广大群众“沉没的声音”，对于人民群众的具体诉求，不愿意或者顾不得回应。人民群众如果总是没有诉求表达的渠道，游行请愿就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聚众滋事就成为不法之徒的利用机会。美国宪法学者卡尔文专门研究表达自由，把游行示威称为“穷人的印刷厂”，因为穷人没有足够的能力通过言论和出版自由来行使权利，所以只好用游行示威来表达诉求和施加压力。总结一下最近各地各种聚众事件不难发现，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群众的聚集，而恰恰是因为一些地方或部门的主管干部和人员，罔顾群众呼声，漠视甚至粗暴践踏群众权利。
　　
　　政治经济学的新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不同特性的要素网络，不同个人和群体之间资源与权利的非公平分配，地域与阶层甚至性别、不同教育的群体和个体特征，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资源与权利的可得性。经济危机的损失、产业转型的成本、事故灾难的后果等，最后都由社会成员承担，而越是处于经济社会不利地位的穷人，承担的就会越多。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人群阶层上面的，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如果执政者疏于观察和调节，就必然得到两个结果：财富过分聚集就严重地压制了社会，而风险过分聚集就带来了社会动荡。
　　
　　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来说，处在不利地位最末端的就是所谓流动人口，有时直接称为外地人，这当然主要是指从欠发达地区流动而来寻找工作机会的人群，即打工群体。外来人口的流动，绝大部分是稳定性较差的打工流动，而非定居性的迁移。移入地往往也因此忽视对于流动人口的服务性管理，使相当多的流动人口，在寻工、居住、培训、医疗、子女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缺乏基本的社会服务。外地人群感觉到这个社会不属于自己，自己也不属于这个社会，唯一能做的就是打好一份工，然后盼望着领到工钱，再用这点工钱交房租和应付日常生活。于是工钱成为他们与社会交往的唯一链条，这种连接如此脆弱，以致于工厂歇业半歇业或者讨不到工钱就会立刻危及生存，所以链条一旦断裂，而行政与法律的制度救济渠道又堵塞，就会出现诸如集体上访、暴力讨薪、聚众滋事等危机事件。
　　
　　最近，围绕欧洲债务问题，欧盟一些国家已经掀起了新一轮抗议浪潮。英国六七十万教师和公务员不愿削减一点本已非常优厚的福利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希腊的示威活动再次演变为暴力冲突和街头骚乱，要知道，希腊人早已习惯享受，9时上班下午2时就下班，中间还必须有休息时间，每周工作不过20多个小时。比较一下会知道，中国广大农民工的要求是多么的低，诉求表达是多么的无奈。面对超长的工作时间，不要说什么福利，连微薄的工钱都讨不到甚至讨工钱还要被追砍，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用所谓维稳来做挡箭牌，还有什么民主和法治的理由强行取缔“穷人的印刷厂”呢？
　　
　　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每一个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并且坦承，在民主政治的一些具体制度上还不完善。所以，我们必须梳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制度，形成人民群众诉求表达和凝练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把“穷人的印刷厂”转化为联系群众和防止执政脱离群众的具体制度。最为迫切的是，要认可和培养造就代表性人群和团体，使他们能够合法化地帮助最大量的不利地位群体表达诉求。在形成了代表人和团体机制的前提下，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给付保障制度必须以法律的具体方式固定下来，工资给付甚至可以依法实行强制担保。对于那些规避法律故意不与劳动者建立正式劳动关系的雇主，当然应该加大监察和查处力度。甚至比最低工资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实行最低居住条件制度。劳动者打工之后毕竟还要有起码的居住条件来保障最低水平的生存。不管是集中居住还是分散居住，村镇管理可以像管治安那样把出租屋的基本居住条件管起来。
　　
　　具体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和具体的市场经济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劳动者及其组织有明确的主体地位。为了争取自身权益能够使用最为基本的表达方法和手段，这是防止脱离群众这个最大危险的最基本的制度，各种具体制度犹如一块块基石，只要足够坚硬并相互紧密连接，就能永久支撑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大厦。